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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被妈妈藏起的毛片儿,与一个时代的电影记忆

作者：梁学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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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万字| 连载| 2026-05-30 05:33:47 更新

我的童年，是在录像带的沙沙声和电视屏幕的雪花点中度过的。那是一个物质与精神都谈不上丰沛，却因匮乏而充满隐秘渴望的年代。日子像老式挂历，一页页缓慢地翻过，而我们家那台厚重的“松下”录像机，是这平淡日子里一扇偶尔会被风吹开的、通往奇异世界的窗。窗钥匙，则牢牢攥在我妈妈手里。 妈妈是个普通的纺织女工，爱干净，话不多，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她对我的管教，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严肃与谨慎。动画片可以看，新闻联播必须看，至于那些打打杀杀或情情爱爱的港台电影，则需要经过她的严格筛选。然而，在家中最不起眼的矮柜底层，一个上了锁的饼干铁盒里，却藏着她最大的秘密——几盘贴着白色标签、字迹潦草的录像带。在我们孩子眼里，那是一个被称作“毛片儿”的禁忌领域。 “毛片儿”，这个带着粗粝市井气息的词，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北方小城，是“电影”本身一种充满诱惑的变体。它不单指某类特定影片，更泛指一切来自“外面”的、未经电视台“净化”的、充满未知情节与画面的录像带。大人们提起它时眼神闪烁，压低声音；孩子们听到它，则像听到某个地下暗号的召唤，心里痒痒的。我妈妈收藏的，并非后来狭义理解的那种影片，更多是当时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看到的港产武侠片、枪战片，或许间杂一些现在看来尺度平常、当时却堪称大胆的爱情片。但在童年的我的想象中，它们统一被妖魔化为光怪陆离、不可言说的“毛片儿”。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“日子”，是一个闷热的夏日下午。妈妈上中班，父亲出差，家里只剩我和那串她匆忙间遗落在茶几上的钥匙。蝉鸣聒噪，心跳如鼓。经过一番天人交战，我颤抖着打开了铁盒。那几盘黑色的录像带，静静地躺着，像沉睡的磁兽。我挑了一盘标签最模糊的，塞进录像机。电视亮起，没有片头，直接切入画面：晃动的镜头，昏暗的街景，激烈的枪声与粤语对白——是一部香港警匪片。血腥的场面让我有些不适，但那种真实粗粝的影像质感，与电视台里播放的规整节目截然不同，它有一种野蛮的生命力，紧紧攫住了我。正当情节紧张时，楼梯传来了脚步声。我魂飞魄散，以最快速度退出带子，塞回铁盒，锁好，放回原处，然后瘫在沙发上假装看书。妈妈推门进来，擦了擦汗，瞥了一眼似乎毫无异样的房间，又看了看面红耳赤的我，没说话。那一刻的寂静，比我看到的任何电影画面都更令人窒息。 如今回想，妈妈并非不知道我的小动作。那个铁盒的锁，后来似乎再也没真正锁紧过。她或许是在用一种沉默的方式，与我，也与那个正在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，进行着小心翼翼的沟通。她锁住的，与其说是几盘“毛片儿”，不如说是一位母亲面对信息洪流初袭时，本能想要为子女设置的一道缓冲滤网。她的审查，并非源于保守，更多是出于一种不知所措的保护欲。她想自己先探探路，看看那些外来的“电影”里，究竟藏着怎样的洪水猛兽，又或者，有没有值得一看的风景。 很多年后，当网络将一切影像资源变得触手可及，当“毛片儿”这个词早已褪去神秘色彩、甚至显得过时，我才真正理解了妈妈当年的“收藏”。那是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夹缝中，对更广阔文化图景的笨拙触碰与私人打捞。她通过那些模糊的录像带，接触着与她纺织机前全然不同的世界逻辑与情感表达。那些电影，是她平庸“日子”里的一点点精神浪花，是她试图理解飞速变化的社会的一份粗糙地图。而她愿意偶尔“遗漏”钥匙，或许是她意识到，这道滤网终究需要撤去，孩子需要学会自己分辨光影里的真实与虚幻。 如今，家里的录像机早已报废，那些录像带也不知所踪。但那个闷热的下午，电视机里闪烁的港岛街灯，与妈妈回家时那意味深长的沉默一瞥，却构成了我关于“电影”最初也最复杂的记忆。它不只是娱乐，更是一场发生在家庭内部，关于开放与守护、禁忌与探索的微小谈判。妈妈用她的方式，为我完成了最初的“观影启蒙”。那不是关于电影艺术的启蒙，而是关于一个道理：世界上有许多门，门后有各种各样的“电影”，而真正重要的，是当你终于有能力推开任何一扇门时，内心是否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判断与坚守。这，或许是那段与“毛片儿”纠缠的旧时光，留给我的最珍贵的一部“电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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