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万字| 连载| 2026-05-30 07:20:55 更新
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,有些尘封的片段便会汹涌而出,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泥土气息和荒诞不经。我要讲的,并非什么猎奇故事,而是一段关于童年、绰号与人情冷暖的往事。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相对贫瘠的乡村岁月里,“三个老头把我当母狗”这个听起来刺耳的句子,却包裹着我一段复杂而独特的成长记忆。 我的故乡在湘西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落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,留下老人、妇孺守着田地和老屋。村子东头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,那里是信息的集散地,也是时间的消磨处。常年盘踞在那里的,是三位爷爷辈的老人:篾匠陈爷、据说当过兵的秦爷,以及总是沉默抽烟的乔爷。他们便是故事里的“三个老头”。 而我,是村里有名的“野丫头”,皮肤黝黑,爬树掏鸟窝、下河摸鱼虾无所不能,因为跑得快、嗓门大,又总跟着一群男孩厮混,不知从何时起,我得了一个绰号——“窜山狗”。在当地方言里,这是对活泼好动孩子的一种戏称,并无太多贬义。但不知怎地,传到三位老头那里,经过他们的口口相传和“艺术加工”,竟简化并“升华”为了“母狗”。每每我风风火火从老槐树下跑过,总能听见他们的哄笑。 “哟,我们村的‘母狗’又出征啦?今天准备端了哪个山头的鸟窝啊?”这是篾匠陈爷,他手艺好,嘴也最碎。 “跑慢点,别摔着,你那四条腿倒腾得还挺快。”这是秦爷,带着他自以为是的幽默。 乔爷一般不开口,只是眯着眼,从烟雾后头看我,嘴角似有似无地扯一下。 起初,我无比厌恶这个称呼。它像一块黏在身上的脏泥巴,让我在同伴面前感到难堪。我向父母抗议,父母却只当是老人的玩笑,让我别理会。我试过愤怒地瞪他们,换来的却是更欢快的笑声。那时我觉得,这三个老头真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,他们合伙用这个难听的名字“欺负”我,把我当成逗乐的“母狗”。 然而,事情慢慢有了微妙的变化。 有一年盛夏,我贪凉在深水潭游泳抽筋,扑腾着呛水,是秦爷第一个发现,毫不犹豫跳下水,用他那不太利索的“狗刨式”把我拽上岸。我惊魂未定地咳嗽,他一边拧着湿透的衣角,一边对闻讯赶来的陈爷和乔爷嚷嚷:“看看,我说啥来着,这‘母狗’水性还是不行,得练!”语气里听不出后怕,仍是那副调侃的调子,但他救我的手,却有些发抖。 还有一次,我偷摘了邻村果园的桃子,被看园人追到村里,躲在家门后不敢出声。是陈爷和乔爷,一个递烟,一个打岔,用几句玩笑和一根烟把人给打发走了。那人走后,陈爷走到我家窗根下,低声说:“‘母狗’也得看家,别老去别人家地里撒野。”窗户这边,我面红耳赤。 最难忘的是乔爷。他寡言,却有一手烤红薯的绝活。每当秋末冬初,老槐树下生起一小堆火,烤红薯的甜香飘散时,我若恰好路过,他总是用火钳夹起一个烤得最好的,轻轻放在旁边的石头上,也不叫我,只是继续抽烟。我知道,那是留给我的。我拿起滚烫的红薯,一边吹气一边啃,他在一旁,依旧沉默,但那眼神,像看一只归家啃食的小兽,有种安静的温和。 我开始意识到,“三个老头把我当母狗”这件事,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。在表面那个粗俗、戏谑、甚至带点侮辱性的称呼之下,是一种他们那个年代、那种性格的人特有的表达关怀的方式。他们不会温言软语,不会直白夸赞,而是用这种带着泥土和糙砺感的玩笑,将关注、爱护甚至一点点的欣赏,包裹其中。他们把我当成一只生命力旺盛的、需要偶尔敲打但也需要庇护的“小兽”,纳入他们黄昏岁月里观察和守护的范围。 后来,我离家求学,工作,村庄渐渐空心,老槐树也更苍老了。陈爷、秦爷、乔爷相继离世,我未能一一送行。那个绰号,也早已随着我的远离和他们的逝去,飘散在时光里。 如今回想,我已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委屈和愤怒。那三个老头,用他们独特甚至笨拙的方式,参与了一个野丫头的童年。他们口中的“母狗”,在漫长的岁月回响中,褪去了刺耳的外衣,竟显露出一层粗粝的温情底色。那是一种属于土地的、直白的、没有任何矫饰的情感联结,它不完美,甚至有些“难听”,但却真实地存在过,像老槐树的根,深深扎在我关于故乡的记忆里。每当想起他们,想起那段被叫作“母狗”的日子,我心里涌起的,是一种复杂的怀念——怀念那个奔跑的野丫头,更怀念那三位用笑声和沉默,守护了一片小小天地的老头。
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,有些尘封的片段便会汹涌而出,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泥土气息和荒诞不经。我要讲的,并非什么猎奇故事,而是一段关于童年、绰号与人情冷暖的往事。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相对贫瘠的乡村岁月里,“三个老头把我当母狗”这个听起来刺耳的句子,却包裹着我一段复杂而独特的成长记忆。 我的故乡在湘西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落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,留下老人、妇孺守着田地和老屋。村子东头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,那里是信息的集散地,也是时间的消磨处。常年盘踞在那里的,是三位爷爷辈的老人:篾匠陈爷、据说当过兵的秦爷,以及总是沉默抽烟的乔爷。他们便是故事里的“三个老头”。 而我,是村里有名的“野丫头”,皮肤黝黑,爬树掏鸟窝、下河摸鱼虾无所不能,因为跑得快、嗓门大,又总跟着一群男孩厮混,不知从何时起,我得了一个绰号——“窜山狗”。在当地方言里,这是对活泼好动孩子的一种戏称,并无太多贬义。但不知怎地,传到三位老头那里,经过他们的口口相传和“艺术加工”,竟简化并“升华”为了“母狗”。每每我风风火火从老槐树下跑过,总能听见他们的哄笑。 “哟,我们村的‘母狗’又出征啦?今天准备端了哪个山头的鸟窝啊?”这是篾匠陈爷,他手艺好,嘴也最碎。 “跑慢点,别摔着,你那四条腿倒腾得还挺快。”这是秦爷,带着他自以为是的幽默。 乔爷一般不开口,只是眯着眼,从烟雾后头看我,嘴角似有似无地扯一下。 起初,我无比厌恶这个称呼。它像一块黏在身上的脏泥巴,让我在同伴面前感到难堪。我向父母抗议,父母却只当是老人的玩笑,让我别理会。我试过愤怒地瞪他们,换来的却是更欢快的笑声。那时我觉得,这三个老头真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,他们合伙用这个难听的名字“欺负”我,把我当成逗乐的“母狗”。 然而,事情慢慢有了微妙的变化。 有一年盛夏,我贪凉在深水潭游泳抽筋,扑腾着呛水,是秦爷第一个发现,毫不犹豫跳下水,用他那不太利索的“狗刨式”把我拽上岸。我惊魂未定地咳嗽,他一边拧着湿透的衣角,一边对闻讯赶来的陈爷和乔爷嚷嚷:“看看,我说啥来着,这‘母狗’水性还是不行,得练!”语气里听不出后怕,仍是那副调侃的调子,但他救我的手,却有些发抖。 还有一次,我偷摘了邻村果园的桃子,被看园人追到村里,躲在家门后不敢出声。是陈爷和乔爷,一个递烟,一个打岔,用几句玩笑和一根烟把人给打发走了。那人走后,陈爷走到我家窗根下,低声说:“‘母狗’也得看家,别老去别人家地里撒野。”窗户这边,我面红耳赤。 最难忘的是乔爷。他寡言,却有一手烤红薯的绝活。每当秋末冬初,老槐树下生起一小堆火,烤红薯的甜香飘散时,我若恰好路过,他总是用火钳夹起一个烤得最好的,轻轻放在旁边的石头上,也不叫我,只是继续抽烟。我知道,那是留给我的。我拿起滚烫的红薯,一边吹气一边啃,他在一旁,依旧沉默,但那眼神,像看一只归家啃食的小兽,有种安静的温和。 我开始意识到,“三个老头把我当母狗”这件事,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。在表面那个粗俗、戏谑、甚至带点侮辱性的称呼之下,是一种他们那个年代、那种性格的人特有的表达关怀的方式。他们不会温言软语,不会直白夸赞,而是用这种带着泥土和糙砺感的玩笑,将关注、爱护甚至一点点的欣赏,包裹其中。他们把我当成一只生命力旺盛的、需要偶尔敲打但也需要庇护的“小兽”,纳入他们黄昏岁月里观察和守护的范围。 后来,我离家求学,工作,村庄渐渐空心,老槐树也更苍老了。陈爷、秦爷、乔爷相继离世,我未能一一送行。那个绰号,也早已随着我的远离和他们的逝去,飘散在时光里。 如今回想,我已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委屈和愤怒。那三个老头,用他们独特甚至笨拙的方式,参与了一个野丫头的童年。他们口中的“母狗”,在漫长的岁月回响中,褪去了刺耳的外衣,竟显露出一层粗粝的温情底色。那是一种属于土地的、直白的、没有任何矫饰的情感联结,它不完美,甚至有些“难听”,但却真实地存在过,像老槐树的根,深深扎在我关于故乡的记忆里。每当想起他们,想起那段被叫作“母狗”的日子,我心里涌起的,是一种复杂的怀念——怀念那个奔跑的野丫头,更怀念那三位用笑声和沉默,守护了一片小小天地的老头。